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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之鐵血少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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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什么比看著自己祖國沉淪更為痛心的了,在那個中華民族被血和淚充斥的年代,馮庸,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,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,毅然決然地踏上為中華之崛起的道路!

前言

馮庸1901年-1981年是奉系軍閥馮德麟長子。張作霖與馮德麟為至交,馮庸與張學良同年1901年,清光緒二十七年出生,兩人曾結拜兄弟,并同取字“漢卿“。

其父馮德麟,又名麟閣,字閣忱,1868年生于奉天海城。民國時期擔任盛京副都統、奉天軍務幫辦、三陵承辦、陸軍第28師師長。早年投身綠林,為張作霖前輩,后成為清朝左路巡防營統領。1916年,馮德麟與張作霖共同驅趕奉天督軍段芝貴,把持東北大權。1917年,支持溥儀復辟,被段祺瑞擊敗俘獲。經張作霖運作,獲釋。晚年投身創辦實業。1926年,逝世于北鎮,從南門凱旋門出殯。

一般來說,馮庸及其父親雖部分人視為軍閥,不過,馮庸自費創辦的馮庸大學,不但為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,且完全免費,他這義舉也因此頗為東北人所景仰。

馮庸大學為中華民國第一所西式大學,也是中華民國第一所

擁有軍用教學飛機及機場的大學。分設工學院、法學院、教育學院。

1920年,他從北京陸軍講武堂畢業后,在東北軍任職。歷任東北航空處上尉參謀、少校參謀、中校參謀處長,少將航空司令、裝甲部隊司令等職。

由于家庭出身和社會影響所致,馮庸很早就從戎,歷升官階,但他志不在此。他與社會民眾頗多接觸,深感民眾生活艱苦。當直奉爆發第一次戰爭時,身在其中的馮庸對內戰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。

馮庸曾這樣剖析自己的心態:“我個人19歲的時候就出去做事,在軍隊里服務,彼時抱著一種直線的思想,打算做一個愛國的軍人,把從前軍閥官僚的惡習氣,統統打倒。不過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年戰爭的時候,我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,就是有許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學,都因為戰爭而犧牲了,他們的壯志不但沒有做到半點,而且早早就把性性命喪掉,實在可惜之至。我因為受了這種重大的打擊,知道戰爭的確是殘酷的,也實在是以亂亡國家的,所以我就改了一種方針。“

在馮庸看來,偌大一個中國,內憂外患頻仍,國勢漸趨衰微,

主要原因是工業落后,要想改造這個混亂的社會,就得發展民族工業,培養大量的工業人才,走工業救國、教育救國的道路。

1926年,其父馮德麟病故后,馮庸退出軍界仍保留軍銜,準備興辦學校。馮德麟作為奉系軍閥早期將領,20多年間,累積了龐大的家產。馮庸召集欠債的人,當眾焚燒債券;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,當眾歸還地契,銷毀借據;再召集家人宣布,將馮家全部財產310萬銀元捐作馮庸大學的校產。當時人們對馮庸的義舉贊不絕口,有詩贊其“翩翩濁世佳公子“。

1927年春,馮庸大學破土動工,“晝夜加工,經之營之“,僅用四個多月的時間,即建成一座布局獨特,有教室、辦公室、宿舍達200余間的大學校園。

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學--馮庸大學在東北拔地而起,

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,“共招學生五班,預定數計180余人,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禮,10月10日正式開學,自此以后,黃底藍星,燦爛光輝的馮庸大學校旗,飄揚在中國的東北三省“。

馮庸大學校長馮庸在貫徹民國教育方針的同時,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獨特的視角,創立了“馮庸教育主義“,即“三綱““八德““八正““教養““始基“。“八德“則是馮庸教育主義的主要內容。

“八德“為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八種道德觀念。“八正“是“八德“的補充,是實踐“八德“的方法。馮庸大學辦學方針是貫徹愛國主義的精神,以培養新人、改造社會為基本出發點,加強道德教育、實業教育、軍事教育和體育,并使它們結合起來。在進行這些教育的過程中,注重實用、實戰,著眼于培養道德純正、體魄健康、有武勇精神、懂軍事、會技術的新青年,從而達到愛國、救國的目的。

在馮庸大學墻上寫上了辦學宗旨“造成新中華的青年“,極力主張把愛國主義、民族自立貫穿于教育實踐中。馮庸大學的精神核心,是以傳統的中國文化為根基,貫徹愛國主義精神,關心國家的前途,關心青年人的前途。

隨著馮庸大學名氣日盛,所遵循的馮庸教育主義鋒芒直指日本帝國主義,引起日軍強烈不滿,將之視為眼中釘、肉中刺。1931年19日清晨6點30分,沈陽城淪陷,整個城市頓時陷入空前的劫難中。21日下午4點,馮庸大學和東北大學及東北大學工廠,均被日軍占領,日本兵在學校內進行全面搜查,搗毀了校舍、實習工廠、辦公設施等,將教室、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。日本兵還蠻橫地強令學生們當天全部離校,不準再上課。

9月22日上午11時,日軍將馮庸大學校長馮庸逮捕監禁。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威迫被關押的馮庸出任東北領袖,組織滿洲獨立,并正式提出兩項條件:一是永遠脫離國民政府,宣布獨立國;二是承認日本在滿蒙一切已得權利。本莊繁還承諾,在軍力上由日方充分幫助,財政由滿鐵株式會社接濟,讓馮庸替代張學良主持東北政局。

馮庸大義凜然,斷然拒絕:“因此若殺我,我亦死得光明磊落“,“死耳,誓不為賣國賊“。日本人認為馮庸還有利用價值,所以暫時未對馮庸下毒手。馮庸通過來探望他的老師給學校傳遞了一張紙條:“馮大師生速到北平。“學生們開始準備前往北平。

很多人開始為解救馮庸積極地活動。最后在馮庸大學日籍教授岡部平太幫助下,10月3日日軍釋放了馮庸。幾經磨難,28日,馮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校務,籌備馮庸大學復校工作。

1932年“一·二八“上海淞滬抗戰打響,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,由馮庸率領到上海參加陣地宣傳和救護工作。1933年初,日軍進攻熱河省,馮庸又帶領學生赴承德參加抗日。

1933年6月,馮家私產基本耗盡,馮庸大學再也沒有恢復學校的力量了。經張學良同意,馮庸將學校并入東北大學。

此事在《國立東北大學廿四周年紀念冊》有如下記載:“1933年6月,馮庸大學結束,并入本校,所占原陸軍大學校址,由軍委會撥本校校舍。“馮庸大學絕大部分學生各奔東西。他們有的報考了燕京大學、清華大學,少數學生轉到浙江大學和河南大學;還有的回東北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繼續抗日,有的青年投考軍校,報效國家。

馮庸大學從建立到解散,共有三批畢業生。作為東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學的馮庸大學,歷時六年宣告結束。抗戰期間,他先后任昆山、長興、襄樊等地警備司令、戒嚴司令,戰區軍法執行監等職。1949年,他隨國民黨遷至臺灣,先后擔任過臺北市長、國有資產局局長、高雄港口司令、空軍等要職。不久,因為臺灣空軍誤擊美國外交官私人飛機一事,他受牽連退伍,改任臺灣電力公司顧問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為止。

第一章 馮庸之父-馮德麟

馮德麟,原名玉琪,又名麟閣,字閣忱,清同治七年 1868 年出生于遼寧省海城市溫香鄉達連村萬里壕。

17歲就投身海城鄉勇、綠林的馮麟閣經過數年的闖蕩,已經將公正俠勇之名散播開來,遼西遼南各地的百姓都稱其為“團總“。而且馮麟閣出道早、團伙大、占地廣、講義氣,已經確定了綠林和鄉勇界前輩的地位。張作霖最初與馮麟閣交往時,就對他充滿了崇敬之情。比張作霖大9歲的馮麟閣經常到張作霖所在的大車店入住,他見張作霖為人機靈、討人喜歡,曾給他講過不少綠林好漢的故事。

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時,張作霖應募投清朝宋慶毅軍,清軍敗后,宋慶部隊撤回關里,張作霖也從部隊脫離回到家中。可是重操舊業后他不得不面對貧困窘迫的生活,最后不得不投奔曾經給過他許多幻想的馮麟閣。后來,馮麟閣把他安排在手下董大虎的手下。雖然張作霖并沒有在董大虎手下太久,但與馮的交情卻從此開始。在甲午戰爭和庚子之亂之間,東北幾乎沒有正式軍隊,一些地方鄉紳為了保護老百姓的安寧,聯名請示政府,申請招撫綠林豪客,成立遼河南路兩岸招撫局。當時被推舉為總練長的就是“年力精壯、性情俠邁“的馮麟閣。

馮德麟早年曾在縣衙充當衙役,因與綠林交往被解職。中日甲午戰爭后,1900年爆發義和團運動,沙俄借機入侵我國東北,馮德麟趁社會動蕩不安、土匪蜂起之機,在遼陽界的高家坨子拉起“大團“,聲稱“保境安民“。因其抗擊俄軍,很得民心,隊伍由百余人發展到數百人,聲勢浩大。控制了遼河兩岸地區。

1901年被俄軍逮捕流放,后乘敵不備逃歸。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,馮德麟率部參加日本人招募的“東亞義勇軍“,成為日本的別動隊,隊伍發展到數千人,不斷襲擊俄國軍隊。1904年,東北大地又迎來除了甲午戰爭、沙俄出兵鎮壓義和團運動之外的第三次浩劫--日俄戰爭。這三年中,馮麟閣參加的僅針對俄國的大小戰役就有32起,特別在遼陽首山戰役。

戰后,日本特獎賞他“寶星勛章“,并向清廷保薦他和他的隊伍可以為清廷所用。

1906年,馮德麟被清廷招撫,任巡防營統帶、后充任巡防營左路統領。辛亥革命后,袁世凱任總統,成立陸軍,將奉天巡防營改編為二十七師和二十八師,馮德麟被委任為二十八師師長。

1907年,按年齡為序,馬龍潭、吳俊升、孫烈臣、張景惠、馮德麟、湯玉麟、張作霖、張作相8人結拜為盟兄弟。

1916年,兄弟兩人的關系開始有了沖突。袁世凱撤銷帝制后,由他任命的奉天督軍段芝貴成為人們懲辦帝制禍首之一。張作霖提出,讓馮德麟和二十八師扮黑臉,和段芝貴正面沖突,自己扮白臉使暗勁逼他畏罪逃走。段芝貴被洗劫一空回京后,在袁世凱面前對馮德麟沒有一句好話,同時大贊張作霖。沒過多久,袁世凱就授張作霖奉天軍政實權,馮德麟被任命為軍務幫辦。1917年6月,張勛致電張作霖和馮德麟兩人進京,密謀復辟大事,但是張作霖敏銳地判斷出復辟勝算幾率太小了。馮德麟作為東北的全權總代表,帶著200個衛士進了北京支持復辟。

1917年,張勛復辟,馮德麟親自去北平贊助。張勛復辟失敗后,馮德麟在天津被段祺瑞所部逮捕。后在奉軍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的周旋下,段祺瑞釋放了馮德麟,并任其為總統府高等侍從武官。后來,馮德麟回到奉天,任“三陵督統“,即為皇家看守東陵、北陵、永陵的大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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